渊博而不显傲气，睿智却不乏风趣，机敏但不露浮夸，镜片后的双眼总闪烁着飞扬的神采，提起凤凰卫视的《纵横中国》和《世纪大讲堂》，大家能猜出来了，他就是王鲁湘，一位将文化与传媒糅合在一起的传媒文化人，也是我院77级中文系的校友。9月10日下午，在我院会议室，他给我们作了一场演讲，回顾了他与母校在一起的日子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“书是当时的一大宝贝。”

1956年王鲁湘出生于湖南娄底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小县城涟源，和那个年代所有的年轻人一样，在学习的年纪就放下了课本，上山下乡当了知青。1977年，得知全国恢复高考，他匆忙报名，只复习了十来天就上了考场，然后以全国前40名的成绩进了湘潭大学。但是王鲁湘说他进入大学时简直就是一无所知，是一张白纸。因为在经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禁锢后，刚刚迈入大学校园的学生们知识极为有限。王鲁湘举了一个例子，他第一次看到“莎士比亚”这个陌生的名字时，竟然以为这个“莎先生”是一位“小姐”呢。就是这样，几乎是从“0”起步，开始了他4年的书海遨游。     

 然而，复校初期的湘大虽有全国高校鼎力相助，书籍从全国各地运来，但是由于没有正式的图书馆而不得不将书本置闲，连包装都无法开启。书籍，是当时对知识极度渴求的学生的一大匮乏，同学们都是想尽办法找书读。据王鲁湘回忆，当时有几条途径找书。第一，老师们将自己的藏书拿出来，亲自或者请人将一些篇幅较小的散文、诗歌等刻制成版，用油墨印刷，发给学生阅读。大学四年结束后，这样的特殊书籍竟然有厚厚的一摞，“真是怀念那种油墨香味啊！”事隔三十年，王鲁湘难以忘怀。第二种途径：买书。三十年前的湘大，只不过是黄土地上的几栋平房，远离市区。王鲁湘回忆，每当湘潭市雨湖区新华书店来了新书，总会在湘大的学生宿舍门口贴上一张通知，来往的同学都能看见，但是大家从不互相通知，生怕别人知道了和自己抢书。有一次，王鲁湘半夜两点就起床，跑步去市里排队买书，“那时候买书要排队拿号码，按号买书。那次我到书店时已经是100号了。轮到我时，我想买的书全卖完了，只剩下两本书，没办法，只好买了。”。王鲁湘当时订阅了《世界宗教》、《外国哲期刊杂志，他订阅的期刊杂志是当时班里最多、最杂的。再回首，他广博的知识、独到的见解恐怕和订阅杂志期刊的多且杂分不开。 第三种途径，借书、抄书，“抄过的书和读过的书就是不一样”，王鲁湘爱书，特别是碰见一本好书，读大学期间，他曾受邀到长沙与同学一起爬岳麓山，当看见在师大的同学借的丹纳的《艺术哲学》时，他看后要求同学借给他，同学答应了，但是要在一周之内归还到图书馆，王鲁湘欣然答应，推掉了一同游岳麓山的约定，马上乘车回湘大，愣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将4厘米厚的书抄完了。

书是当时最奇缺的宝贝，是77级学生最珍惜的东西。王鲁湘说，湘大是一个能让人静得下心来读书的学校，正是当年的苦读，才有了现在的他。每天晚上11点半学校准时熄灯，但是大家还是不尽兴，想办法读书。有的同学忍受着蚊虫叮咬在路灯下看书。后来他们发现湘潭有煤油买，于是寝室里每人一盏煤油灯，没有星期天，没有节假日地看书，“我们寝室里每个人的床底下都有一桶煤油，我那盏煤油灯整整伴了我四年。”        

   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“大二确定人生航标 。”

 大一刚进校时的“一无所知”在一年的发奋学习中消逝，取而代之的是对未来的思考，“我想怎样”、“我应该怎样”、“我能怎样”，随后，王鲁湘做了一个决定——停掉了自己在中文系一些课程，改上历史、哲学课程。“我喜欢哲学，而且觉得学习本就是主动的。”他马上向老师们提出了这个要求，当时学校规定一个学期旷五十节课就要开除学籍，但王鲁湘拍着胸脯向老师们保证，除了将每门课的作业论文按时、按量完成外，每科考试成绩一定在班级前三名。就这样，王鲁湘在同样的时间里获取了比别人多的知识。

“当时就觉得应该这样，那时候我们的学习氛围特别好，什么事情都可以和老师商量，我记得我修哲学时，有个很难懂的原理弄不清楚，就去请教了曾簇林老师，但她也不是很明白，居然把王守昌教授请到了家里，后来又拉了两个哲学系的老师一起讨论，四位教授和一个学生一起讨论问题的场面十分壮观。”王鲁湘十分感谢自己的老师如此宽容地对待像他这样“钻牛角尖”的学生，他说老师拿出了只有家长才会对孩子的耐心对待他们，十分陶醉那种融洽的学习气氛中。

  王鲁湘还记得，王蒙曾在《光明日报》上发表过一篇用意识流手法写的散文《夜的眼》，因为当时的中国文坛还没有出现过这种从国外引进的写作手法，于是他就在班上同学间发起了关于这篇散文的讨论，同学们争相发言，反应十分热烈，甚至吸引了中文系的老师们前来参与讨论，而让王鲁湘深深眷念的是那种一切皆学问的学术氛围。

 他说勤奋是77级学生的共同特征。大家读英语，用指甲宽的纸条一张抄3 个单词，用针缝起来，有空就拿出来记。他大学4年卡片装了3个麻袋，笔记本有20多个。王鲁湘回忆当时的校园，只要有排队的地方大家都是规规矩矩排队，但是所有排队的同学都是低着头，每个人的手里都有一本书，王鲁湘说如果当时有外国记者拍到了那个场面，一定不会为中国30年后崛起而惊奇。正是如此的勤奋，从77级学生中走出了许多各行各业的专家。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王鲁湘告诫在座的学弟学妹说：“大学四年时间要成为一门学科的专家并不难，关键是在四年的学习中有一个计划，不能被动跟进；现在的教育模式是取一个大家都适应的平均值来要求和教导学生，也许，你的考试成绩很好，但那仅仅只是一个平均水平，若满足于此，则不可能在学术上有所成就，必须突破这个平均值，特殊地来做一些事情。” 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。每天早上5点半准时起床，沉浸在书本的世界。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 他曾要教马列文论的曾簇林教授给自己从北京带回黑格尔的《美学》三册，拿到书后马上坐到第一教学楼里，一坐就是8个小时，连饭都忘了吃。

 他提到知识的缺陷很容易弥补，但是能力确实需要好好地培养。提出了要有三种基本能力：语言能力、图像识别能力和逻辑能力。所有的知识都要向三种能力规约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“记者说到底是对话记录者。”

2001年任香港凤凰卫视高级策划，历任凤凰卫视《纵横中国》总策划、《世纪大讲堂》主持人、《文化大观园》总策划、主持人，王鲁湘的传媒生涯可谓是丰富多彩，而他取胜的一个秘诀就是：杂。他一个有名的自我评价是：单项未必拔尖，但综合能力比较强，在抽象思维能力、形象思维能力、时间、空间感受能力、语言 表达能力、即兴发挥能力等方面，兴许可以拿到十项全能的前几名。

 “有名的记者都是学其他专业出身的，而新闻专业的学生知识结构不全，采访某学科的专家学者，不到半小时，就出现话不投机的现象，我却能和人家待上一天，甚至当我问和别人一样的问题时，别人得不到的答案我却能得到，因为我学得‘杂’，和他们有共同语言。记者说到底是对话记录者，只有先成为对话者，才能成为记录者。而成为对话者仅仅只有新闻知识方面的训练是往往不够的，你会发现现在那些优秀的记者常是别的专业毕业的，大家学新闻的，一定要在学校设定的架构之外，主动根据自己的兴趣去扩大自己的知识结构。”再次回到湘大，王鲁湘将自己的传媒经历和所得毫无保留地提供给现在的学弟学妹，以一位媒体人的身份对即将走向媒体的学弟学妹提出了现实的要求。

  三十年，文学系变成了中文系，又变成了bt365亚洲版体育在线|全球体育NO.1。三十年，王鲁湘也由“一无所知”的白纸到“中国第一知道分子”。最后，回首三十年，他感叹道：“在湘大学习的那几年是我最享受的几年。”